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他们之间是有理论资源与学术主张上很大差别的，甚至他们所使用的关键性的概念都不共享。
[35]这些规范具体包括：《信息公开条例》、《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维护互联网安全的规定》、《电子签名法》、《电信条例》、《互联网信息服务管理办法》、《计算机信息系统安全保护条例》、《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外商投资电信企业管理规定》、《计算机信息网络国际联网安全保护管理办法》、《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管理规定》、《互联网电子公告服务管理规定》、《中文域名注册管理办法》、《中文域名争议解决办法》等。其次，从权利冲突的角度看，信息管制会涉及到对公众知情权的限制，因为法律保障的不只是经济利益，而是极其多样的利益：从保障最基本的人身安全，到保障个人名誉，或神的名誉等纯粹精神的东西，再到保障政治的、宗教的、家庭的和其他权威的地位，以及任何在经济上限定的社会地位等等。
[44]注释:[1]我国《突发事件应对法》第3条规定：本法所称突发事件，是指突然发生，造成或者可能造成严重社会危害，需要采取应急处置措施予以应对的自然灾害、事故灾难、公共卫生事件和社会安全事件。[25][美]博登海默：《法理学—法哲学与法律方法》，邓正来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293、 294页。（五）法律、行政法规和国务院规定的其他必要措施。[23][英]霍布斯：《利维坦》，黎思复、黎廷弼译，杨昌裕校，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131页。[13]这使得美国人民的凝聚力、美国政府的公信力大大增强。
此外，还可从这些较有代表性的著作与文章中了解世界主要国家信息自由的例外规定：[加]托比?曼德尔：《信息自由：多国法律比较》，龚文庠等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2008年第2版（修订版）。过于含糊的规则，或是在执行时可能引起多种判断的规则，都是不合要求的。我的划分还有林老师的这样一种划分其实都给政治宪法学以非常明确的学术地位与学术上的支撑。
戴雪的看法是什麽，英国经验是怎么回事能否适用于中国，这些都需要细致的研究。但是我也并不不庆幸于这样的时间次序，对于我来说这是一个真正有战士体验的机会，而不是隐蔽或者躲藏在主流学术之后做添柴加瓦的工作。这里我也有一个疑问，你讲保守共和宪政主义，那么从中国历史传统当中到底能为自由和宪政贡献什么？田飞龙：这是秋风的工作。后来很有趣的是同样以施米特为主题，政治宪法学脉络中的高全喜老师和以规范宪法学自命的林来梵老师各写了一篇关于这一时期政治宪法思想传播的评介性论文。
在这个意义上君主可能是金子做的可能是银子做的，被统治者可能是铜或者铁做的，这限于对自然的一个统治方式。最后一点就是正是基于这样的理解，我觉得飞龙最后讲的八个支柱，人家可能会问为什么不多不少正好是这八个，你是不是做到了完备性？同时你内部是怎样的和谐的结构把它组织起来的？如果是在我刚才讲的政治宪法结构里面他的不同的原则可能有不同的意义，而且相互之间的关系得到更加恰当的梳理。
非常政治来源于人类对战争与和平的历史的体验，现代宪政主义的主要目标就是结束这种非常政治。那么这样两个流派作为政治宪法学的对手，我觉得他们都是有政治关怀的，并不是一种政治的冷淡，或者政治的麻痹，只不过他们没有完全的能力去解决这个神话政治，或者终结这个神话政治。这是对文章本身的看法，因为文章前面是学术史的梳理，那个不用讲，你主要的关键后面。田飞龙：其实某种意义上这方面我有点受秋风的影响。
这就在某种意义上构成了政治宪法学学术深化的学术机制的缺陷，核心研究力量的过于分散且流失，而其重新聚集仍然没有具体的时间表。在我看来，现在全部关于宪法解释学的知识准备实际上都是在做一种否定的工作，就是说我通过个案，通过对有关法律文本的违宪性的审查，在否定意义上让国家不做什么，而不是肯定意义上的，宪法怎么样生成。尽管在这种宣言或者新的学术正确的潮流之下，翟小波依然是反潮流而动，在他的硕士论文里对宪法司法化予以了思想史的考察与批评，这样的考察与批评大概累积到06年、07年前后，他就相继遭到张千帆老师门下两位较年轻的学者的反驳，一位是我的本科论文指导老师、南京大学法学院的赵娟教授，另一位是我的大师兄牟效波博士。我的立场肯定是前者，我认为在当代中国如果政治宪法理论还有意义的话，如果我们的宪法学者还秉持着一种保守之美德，在秩序下求一种改良的话，我们就要坚持八二宪法的成文宪法前提，摒除非常政治的政治宪法理论的诱惑，或者说非常宪法的政治宪法理论只能作为背景的知识，予我们以理解的便利，而不能成为直接的政治主张和学术建构的内核。
比如在19世纪很多的工人运动实际上对于后来的资本主义的福利国家的转向以及社会制度的完善是有非常大的推动作用的。政治宪法学接受的宪法概念是戴雪式的主权规则模式，将宪法认定为政治法，而主流进路接受的则完全是另外一种宪法概念，以基本权利为核心，大家都在讲宪法，但是它的核心含义或者概念的核心内涵是不同的。
我觉得首先从整体上来看我们宪法学界比较热闹，这其实是一个很好的现象，以前宪法学的争论里面基本上都是意识形态的话语或者一些政治决断不经论证的话语，它们在竞争话语权，现在有学理上的一种较量，我觉得是非常好的。因为我长期受陈陈端洪老师的知识洗礼和各位师兄和老师的们讨论影响，就我所知的，现在宪法学界有如下几条思路：一条思路就是陈端洪老师、高全喜老师提供的政治宪法学，另外两种我也有所接触，一个是宪法解释学，一个是规范宪法学。
飞龙在文章里面谈到说他不同意把政治宪法学归纳为宪法政治学，我看他的论文以后，我觉得如果从他的论文里面得出结论说政治宪法学就是宪法政治学的话，我觉得没有什么不妥，不过是用一种新的意识形态来替换了一种旧的意识形态，用共和主义替换共产主义，有什么区别？当然，飞龙强调了他要以1982年宪法为基础，没有完全脱离宪法，也没有完全说我就是搞政治哲学的，共和主义、自由主义，也没有居高临下，觉得宪法学完全就是政治哲学的附庸。此外，关于英国宪政，我跟张千帆老师有一个比较正式的学术上的争议，张千帆老师一直认为英国宪制正在欧陆化，这表明英国宪法以及以英国宪法为理据的中国政治宪法的主张是不成立的，但是我的一个观点就是，我们不能以这样一个变化了之后的现代的政治经验来评估英国的宪法及其宪政成就。高全喜老师面对自由主义因教条化而边缘化的现状，提出了自由主义的政治成熟的命题，要求自由主义在关于个人权利之外还要关注国家建构，但这还是不够的，自由主义还需要文化成熟，在关注现代人的自由的同时关注古代人的自由，与传统进行和解与关联。我将这样一种更为合理化的政治宪法学规范基础命名为保守自由共和主义。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可以把宪法回到一个一般性的理解，也就是说宪法应该是什么法？毫无疑问你可以说它保留了很多基本权利条款，也保障了很多公民自由，但是有一点是非常确定的，也就是宪法是国家的根本法，它体现的是一个根本的维度，就是国家的政治生活。实际上翟小波反对的不是宪法司法化本身，更不是反对在美国推行宪法司法化的正当性。
具体而言，这样一种保守自由共和主义需要借助八个制度原则来支撑，分别是：（1）保守性原则。其实就我的理解而言，高老师提出政治宪法学的课题实际上是他学术研究的一个副产品，之前雪阳也提到过，他之所以会提出政治宪法学这个命题，是与他对中国当下现时代的看法密切相关，这是非常宏大的一个视野，从1840年以来中国现代化的过程当中，有人认为我们现在已经实现了现代化，到了小康社会了，马上就要建成了，但是从现代性的角度来看，高老师说我们还处于早期现代的时期。
这样一些思想资源或者问题程度不同地影响了翟小波的思维及其政治宪法学论述。其实大家也都知道，后来学者不断地根据这一机制提起违宪审查的请求，比如说湛中乐老师关于高考的，张千帆老师也提出过，包括北大的五教授关于拆迁条例也都提出过，但问题是我们都不是以审查备案室的法定程序解决问题的，不是通过这个机构的宪法解释与论证解决问题的。
比如说革命是以制宪权这种非常政治的方式结束的。另外，我能不能提一个问题？你能不能结合具体的问题来谈政治宪法学和规范宪法学、宪法解释学之间的区别，比如关于良性违宪，我现在有很大的困惑，政治宪法学能给出什么样的答案？规范宪法学和宪法解释学的答案很明确，韩老师很明确表示良性违宪不能支持，政治宪法学是如何看待的？主持人：专题化的，我们下次再讨论。
有请田老师开始他的报告。田飞龙：刚才黄卉老师的一席话让我感觉到我无法区分两种学术成长的模式，一种就是站在巨人的肩膀上，一种就是踩在前人的尸骨上。第二，超越宪法解释学的整体性把握，即如果不拘泥于宪法解释学，而从整个宪法学的知识框架出发，宪法学是也有能力对时代进行认识的。问题是我们一直缺乏研究对象，或者说，我们的研究对象可研究吗？中国宪法的文本和实践可解释、可阅读吗？用什么方法（如范畴、原则）来阅读、解释？如果中国宪法不能用目前所称的规范宪法学的方法来阅读、解释，是我们错了，还是中国宪法的文本和实践错了？在我看来，我们需要一种崭新的阅读、解释中国宪法文本和实践的方法。
那么接下来的工作可能是精致它或者说修正它，这就使你和宪法解释学也好规范宪法学也好都有了一个学术的范围，一个结构。期待飞龙兄与大地有进一步接触，更加贴近中国的现实，谢谢。
所以完全取决于你的分类或者你的职业主义的观察，你会放大你的路径里的主体、行为以及相关制度要素的作用，把它们作为这样一个制度进步的最主要的标志来加以肯定甚至神话化。就我个人感觉，法学也好，政治学也好，都需要花比较长的时间来学习，包括贵派的某位主将，在他的房间，法学的书应该是更多一点，政治学的书多吗？我印象中不是很多。
我们知道现代行政已经完全不同于奥托•迈耶所界定的消极行政了。我说能不能写人民民主专政，可专政这个词早已经被我们放弃了。
由此我们其实可以评估一下最近30多年来英国政治宪法学最终的规范性取向，即以汤姆金斯、贝拉米为代表的、佩迪特式无支配的共和主义。既然是某种意义上的孤身之旅或者说为赋新词强说愁，我必须提出自己对于政治宪法学的独立见解，当然我自己对政治宪法学的见解也必然是基于他们三位先前论述的学术基础之上的。另外你说议会主权是个现代的东西，实际上，议会主权可能恰恰是英国最古老的东西，一直可以追溯到盎格鲁撒克逊时代的贤人会议，我最近在写一篇文章就是阐述英国议会和历史上的贤人会议的关系。也就是我们一直在讲的政治时间观的问题，我们并不是生活在德国基本法之下，也不是生活在修正基本完成之后的美国宪法之下，然后从事一种所谓教义学的内部工作。
对应到国内的话，我认为国内政治宪法学者没有单一的非常政治宪法学，其中陈高两教授就兼有非常政治和转型政治两种宪法学的特点，而翟小波则完全没有非常政治、转型政治的意识，他的政治宪法学基本上是英国式的、比较平常化的常态政治宪法学。实际上今天我感到非常荣幸也非常感慨，在座评议人中的很多人在之前都是我在硕士时候认识的好友，现在摇身一变或者为博士后，或者为青年讲师，使我感觉学术血液的更换以及血液的代际更替，在时间维度上非常迅猛地发生着。
政治宪法学者侧重对宪法文本的整体性和结构性解释，从中析出宪法的中国性，以根本法结构或政治宪法结构命名之，对中国宪法序言和总纲抱持着理论上的重视，而这部分宪法内容，历来为权利论的宪法学所忽视。然而这种政治类型的终结必须以安顿新旧价值、协调历史冲突的非常政治的方式来完成，就是说非常政治本身最初是以非常政治的方式结束的。
主持人：你要往哪儿撬动？到底要撬动什么东西？怎么撬动？我觉得这是很重要的。进入 田飞龙 的专栏 进入专题： 政治宪法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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